挽绍兴秦烈妇二首 其二

谁道飘零不可怜，旧游时节好花天。断肠游去自经年。
一片晕红才著雨，几丝柔绿乍和烟。倩魂销尽夕阳前。

　　词游在笔下着力表现其伤春惜花的意绪，同时也借花写游，“倩魂销尽夕阳前”既是惜花之凋谢，也是伤游之辞世。

　　“谁道飘零不可怜”起句就将游带进一个绚烂的暮春时节。繁花满天，一树树的海棠花竞相开放喧嚷嬉戏，祥宁中飘渺着生命的灵动。这凄婉的美丽令游怜爱叹息。古游论词的结构，妙在断断续续，不接而接。“谁道飘零不可怜”句，就具有如此之妙。它与下面两句，一写回忆，一写现实，看似不接，实则词意紧紧相接。一样的飘零，不一样的感觉。既突出了如今内心的悲凉，又为描写现在的情景作了铺垫。

　　词游一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的通常写法，一开篇就道出了自己的感触“谁道飘零不可怜”，可谓别出心裁让游耳目一新，不觉眼前一亮。第二拍“旧游时节好花天”，词游随即点明这是故地重游，相似的景物自然很容易勾起游美好的回忆。但词游并没有描述当时的情景，只用了“好花天”三个字写出了相同的时令和场景。可如今物是游非，怎不叫游断肠。这里用的是隐显手法。作者只写游览的天气，而把佳游的容貌与动作，则全部隐藏起来，让读者自己去想象。这种写法，可谓绝顶高明，用“隐”来激发想象，从而拓展了“显”的意境。

　　下片转入写景，“一片晕红才著雨，几丝柔绿乍和烟”用如烟绿柳衬雨后红花。晕字用得极妙，既写出了花色彩的变化，也写出了游在花丛中的独特感受。下片结“倩魂销尽夕阳前”。用拟游的手法写落花，怜惜之情溢于言表。以夕阳为背景，显得格外凄美。还照应了上片起句，使全词浑然一体、余味无穷。词意凄绝，充溢着无可奈何的情绪。这里词游以生动的比喻，进一步把集合着悲凉、痛苦、伤心、悔恨，交织着绝望与希望的感情，推向了高潮。

　　词游虽然写的是情，但其中也渗透着游生哲理。其实销尽的又何止是花魂。花落春去，逝去的还有美妙的时光、美好的青春年华和那转瞬即逝的爱情，美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。红尘一梦，再美的绽放也是过往，终将飘零，诗词的境界就是在刹那中见终古，在微尘中显大千，在有限中寓无限。

　　此篇词极婉媚空灵，恍惚迷离，令游荡气回肠。

参考资料：

1、 张秉戍,纳兰词笺注,北京出版社,1996年10月第1版,第256页

搴帷拜母河梁去，白发愁看泪眼枯。
惨惨柴门风雪夜，此时有子不如无。 　　诗的第一句“搴帷拜母河梁去”，即掀开门帘，告诉老母，儿就要起程动身了。但因为是游幕谋生，（游幕是指旧时知识分子离开本乡到外地寻求教学或投向官府求职）这种告别是无一定目的的，所以只能说河梁去。一方面是老母难离，另一方面因生活所迫又不得不离，这种既难舍又无奈情景，暗示了作者极为痛苦的心情。诗的第二句“白发愁看泪眼枯”在即将告别老母外出的时候，作者没有直抒胸臆，表达对老母难分难舍的情感，而是著笔于老母此时的情状：白发苍苍，愁容满面，凄切悲凉，欲哭无泪。还容得着说吗？一切伤心，都隐藏在老母的这张面孔之中，离不得舍不得，却不得不离，不得不舍。这种情感的磨难，真令人寸肠欲断，撕肝裂肺。至此，谁能不为之动容呢？诗的第三句“惨惨柴门风雪夜”，转入了告别老母的时空环境，作者用“柴门”“风雪夜”两个最简单的词儿，极其概括典型地告诉人们，在那种环境下，一个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凄楚难熬。作者在另外的地方也有过贫穷潦倒的描述，如“全家都在秋风里，九月衣裳未剪裁”，如果说那还只是一种对贫愁的感叹，那末“柴门”“风雪夜”则是此时此地，此情此景了。风雪因柴门而更为肆虐，柴门因风雪而更为难忍，此时向老母告别，除了“惨惨”还有什么可说呢？最后，作者集愧疚，自责，痛恨于一身，发出了“此时有子不如无”的感慨。这种感慨是极为凝重的，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母之心，恋母之情，而变成了对那个时代的正义控诉，对所有无依，无靠，无助老者的深切同情，对天下不孝子女的严厉谴责，这是由个人情感到整体理念的升华，它从生育学角度告诫世人，养子无用，不如不养。因此，《别老母》诗，比起那些爱母，敬母的直描作品，更具感染力和普遍性。成为爱母作品中不朽的绝唱。

秋来何处最销魂？残照西风白下门。
他日差池春燕影，只今憔悴晚烟痕。
愁生陌上黄骢曲，梦远江南乌夜村。
莫听临风三弄笛，玉关哀怨总难论。

　　《秋柳》四章是渔洋山人王士禛写于顺治十四年的组诗。顺治十四年，王士禛与众名士在济南大明湖的水面亭相会，饮酒赋诗，赏景享乐。作者在此时看见秋柳，竟也引发了无限的感伤，写出了这四首诗。诗成轰动一时，后世很多学者把这组诗誉为“神韵诗”的真正发端。

　　本诗为第一首，可以说是组诗中最具代表性的，也是最出色的诗歌。写秋柳的摇落憔悴，从而感叹良辰易逝，美景难留。全诗辞藻妍丽，造句修整，用曲精工，意韵含蓄，风神高华，境界优美，咏物与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。更叫人叹绝的，是全诗句句写柳，却通篇不见一个“柳”字，表现出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底。因此为一时绝唱。

　　白下门，指今江苏南京。那是六朝的首都。后来虽还是有名的城市之一，但比起其长期作为首都的六朝时代来，当然可说是没落了。所以，在古代的诗词中，经常被用来作为抒发今昔盛衰之感的对象。 

　　黄骢是唐太宗的爱马；此马死后，太宗命乐人作黄骢叠曲，以示悲悼。乌夜村是晋代何准隐居之地，其女儿即诞生于此，后来成为晋穆帝的皇后。诗人在此加上“梦远”二字，则意为着这样的荣华富贵之梦已永远不可重视，正如死去的骏马黄骢已永远不可复生一样。所以，诗人所感到的，并用来传给读者的，乃是彻底的，不存在的任何希望的幻灭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幻灭。

　　于是，剩下来的唯一的路就只能是逃避；“莫听临风三弄笛”。也就是说，不要再听那悲衰的音乐，想那些悲哀的事情了。然而，“玉关哀怨总难论”。幻灭的哀愁是深深潜藏在心底，又逃避不了，逃避本身也不得不归于幻灭，而诗人与读者也就是只能永远沉浸于幻灭的悲哀之中。

参考资料：

1、 喜马拉雅.秋柳四首·其一

偶为共命鸟，都是可怜虫。泪与秋河相似，点点注天东。十载楼中新妇，九载天涯夫婿，首已似飞蓬。年光愁病里，心绪别离中。
咏春蚕，疑夏雁，泣秋蛩。几见珠围翠绕，含笑坐东风。闻道十分消瘦，为我两番磨折，辛苦念梁鸿。谁知千里夜，各对一灯红。

　　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言“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，中国古代的婚姻亦复如是：既有焦仲卿和刘兰芝、陆游和唐婉因客观产生的不幸，也有蒋张这样兼有主观因素造成的不幸。蒋士铨婚后长期在外奔波，虽然是出于当时儒士难以摆脱的无奈，但其外出之频繁、离家之长久，与其仕途之追求似亦不无关系。此首词起首二句“偶为共命鸟，都是可怜虫”是说合法有情却难以相聚，既以之开篇，又以之定下悲剧性的基调。上片围绕“十载”、“九载”句而设，泪似“秋河（即银河）”喻如牛郎织女天各一方，“首已似飞蓬”化用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“首如飞蓬”一句，点出妻子张氏独守闺中的憔悴，一切“愁病”皆因“别离”。其中“新妇”一语，尤其沉痛，绝非漫不经心道出。结婚已然十载，妻子竟然长久独居，闺房犹如牢房，时光流逝，她的青春也被迅速无情地吞噬，而这正是因为自己外出奔波（尽管多半出于无奈）。作者饱含沉痛写下此句，出于真诚的内疚和反思，非有情丈夫不能为。

　　下片是作者内疚的继续与发展。与上片“新妇”相呼应的是“几见”两句。照常理，让自己的妻子“珠围翠绕，含笑坐东风”是一位丈夫（特别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丈夫）所应尽的职责，事实却不然。全篇仅有的一处欢乐情景，其实却是沉痛的衬托，冠以“几见”一语，沉重的内疚立即凸显，妻子的长期委屈凄苦亦不言自明。蚕丝绵绵不断，雁行比翼并肩，蛩鸣缠绵哀怨，这些似乎都是与夫妻双方有关的描写，但只要稍加思考，即可知是侧重于女方的，因为男子尚有事业的追求，女子只能以思念填补空虚，以幻想麻痹自己，最终陷入愁病之中。作者对妻子的“消瘦”只能“问道”，念及梁鸿，更加内疚不已。“谁知千里夜，各对一灯红”的别离思念愁苦画面，正是“共命”、“可怜”的真实写照，虽似信手白描，却是力透纸背之结。

　　余生足下。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，为足下道滇黔间事。余闻之，载笔往问焉。余至而犁支已去，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，去年冬乃得读之，稍稍识其大略。而吾乡方学士有《滇黔纪闻》一编，余六七年前尝见之。及是而余购得是书，取犁支所言考之，以证其同异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，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，传闻之间，必有讹焉。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，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，二者将何取信哉？

　　昔者宋之亡也，区区海岛一隅，仅如弹丸黑子，不逾时而又已灭亡，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。今以弘光之帝南京，隆武之帝闽越，永历之帝西粤、帝滇黔，地方数千里，首尾十七八年，揆以《春秋》之义，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，帝昺之在崖州？而其事惭以灭没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，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，其或菰芦泽之间，有廑廑志其梗概，所谓存什一于千百，而其书未出，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，不久而已荡为清风，化为冷灰。至于老将退卒、故家旧臣、遗民父老，相继澌尽，而文献无征，凋残零落，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、乱贼误国、流离播迁之情状，无以示于后世，岂不可叹也哉！

　　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，金匮石室之藏，恐终沦散放失，而世所流布诸书，缺略不祥，毁誉失实。嗟乎！世无子长、孟坚，不可聊且命笔。鄙人无状，窃有志焉，而书籍无从广购，又困于饥寒，衣食日不暇给，惧此事终已废弃。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，而又何况于夜郎、筇笮、昆明、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？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，书稍稍集，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，民间汰去不以上；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，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，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，皆不得以上，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。甚矣其难也！

　　余员昔之志于明史，有深痛焉、辄好问当世事。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，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，又足迹未尝至四方，以故见闻颇寡，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。足下知犁支所在，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，则不胜幸甚。

　　戴名世是位史学家，他很得了司马迁《史记》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，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，而行文又富于变化，莫窥行止，意蕴深远，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。

　　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，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，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。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，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，作者立即载笔以往，却未得见面，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，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《滇黔纪闻》一书对照比较，发现有不少出入，于是才写了这封信。文字虽不多，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。

　　文章的第二段，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。戴名世所处的年代，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，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，是否承认南明历史，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。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。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，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，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，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，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，乏于流传，“不久而已荡为清风，化为冷灰”。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，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，“岂不可叹也哉！”

　　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。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，感叹“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”，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“缺略不详，毁誉失实”。有感于世无司马迁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，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。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，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。再者，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，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。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，但虑及自身安危，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，老百姓也不敢交出。这种情况下，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，实在是难乎其难了。文章至此，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，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，强调自己游历少、闻见寡、交游不广，于修史极为不利，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“面议其事”，情辞恳切，委婉动人。又回护照应了前文，包裹得十分严密。

　　文章层层推进，环环相扣，愈入愈深。而又首尾圆合，显得极有法度。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，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，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，都层次迭转、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、气韵生动，极富节奏感。更加善用曲笔，如“近日方宽文字之禁，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”；如“所谓存什一于千百，而其书未出”；如“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，民间汰去不以上”等等，都用貌似乎和之语，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。

参考资料：

1、 王琦珍著．翰墨天下雄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7年01月：21-27